【“欧洲首都”布鲁塞尔遭遇恐袭，令世人震惊，但其影响可能远不止于欧洲境内。

今年年初，高柏教授曾经预言，2016年或许是后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反对移民是历史上上一轮全球化逆转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盟一直主张人员自由流动，但难民潮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再在欧洲的哪个大城市出现恐怖主义袭击的事件的话，人员自由流动这一欧盟基本原则将从根本上被撼动，申根签证制度很可能要被废除。一旦欧洲开始出现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必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极大的冲击。”不想一语成谶。】

八年前，2008年的1月，美国次贷危机已经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即将到来。我曾经撰文预测这个世界即将迎来一个后全球化的时代。

什么是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一般是指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积极地促进这些流动。反过来说，后全球化时代则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向限制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

然而，后来的八年里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证实我的预测，而且还显示出完全相反的趋势。但是，在2015年岁末阅读各国评论家们对过去一年国际政治经济的回顾以及对2016年的预测时，我的直觉却在不断地提醒我，我在2008年初预测的那个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可能性目前已经空前地高涨，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将如何发生的因果链条。

让我们从八年前说起。

2007年12月初，我从美国去上海，在飞机上读到英国《金融时报》对当时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克林顿明确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2004年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在李嘉图、密尔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在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萨缪尔森指出，比较优势——这个支撑自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概念——已经无法再帮助我们解读21世纪的世界经济。这篇文章的发表在美国的政界、学界和媒体掀起了一场大辩论。克林顿在2007年底承诺，如果她当选总统，美国政府将要全面审查迄今为止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当时正在酝酿过程中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谈。她还将命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制定有关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运作的透明规则，因为这些资金对美国经济主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8年前的希拉里已经对全球化磨刀霍霍

读完这篇专访我十分兴奋，因为它在印证我在2001年提出的观点。我在2001年出版的《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根源》一书中将乔万尼·阿瑞吉和卡尔·波兰尼两人关于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观点结合，形成一个分析全球化的分析框架。

阿里奇指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每一个轮回都始于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当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国对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一旦出现世界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经济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的研究团队证明，国际秩序从荷兰霸权，到英国霸权，再到美国20世纪的霸权，每一次更替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

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纪初制造了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

我在2001年的书中指出，如果我们把阿里奇和波兰尼的分析框架延伸到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各种制度，在新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导致了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战后开始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到了70年代，开始向金融与财政领域扩张。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三十多年来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阴影出现，则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向着其周期的转折点迈进。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代表着资本主义长程运动正式进入全球化的全面扩张期，这种对市场力量的极大释放早晚要导致一场大的国际危机，而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可能是这个危机的早期表现。

我当时认为，《金融时报》对克林顿的专访显示萨缪尔逊在2004年发表的学术观点已经开始变成政客们明确的施政方针，更重要的是这种施政方针来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它不能不是这一轮全球化可能发生逆转的重要信号。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2025-08-07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我在这篇文章里预测一个后全球化时代可能从2009年1月上台的美国下一届政府开始。在这个预测中，我再次使用了我在2001年发展出的关于钟摆理论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认为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式的发展过程。

然而，即使在这个世界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脚步却并没有停下来。虽然全球化的前途在2009-2010年期间我参加的各种学术会议上被广泛地讨论，但是相信它会逆转的学者却鲜有人在。美国在2010年开始不仅开始推动重返亚太的战略，也开始推动代表下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的TPP和TTIP。换言之，西方国家想以更大的力度来推动全球化。我自己也从2010年的下半年开始关于中国向西开放，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以丝绸之路战略对冲蓝海战略的研究。我选择这个新的研究方向是基于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即全球化不应该只是一个单纯的、被动的、结构型的钟摆运动，因为各个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agency）对全球化钟摆运动的转向与否和转向的时机和速度会有重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2015年也不乏全球化将继续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全面展开，美国推动的TPP获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这些进展使许多人相信全球化是一个单向的，不断发展的线性过程。

然而，到了2015年岁末，国际社会开始对全球化的未来持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怀疑态度。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主要大国普遍弥漫着一种不安和不祥的气氛。从中国到美国、从德国到巴西、从俄国到日本，政府、媒体和公众全都感到紧张和焦虑。更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性的情绪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来，世界上一直至少有一个强国极为乐观：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期是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引领全球化与信息革命的进程；本世纪初欧盟发行了单一货币，成员国数量几近翻倍；在过去十年里则是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然而，就当前而言，所有的大国都很茫然，甚至是极度担忧，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印度。

2016年的第一周接连发生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断交，朝鲜宣布氢弹试验，中国股市大跌，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金融市场的跟进更是把这种不安和不祥的气氛推向高潮。中国人还停留在谈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new normal)，而曾经预言2008年危机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则早已经开始把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称为“新病态”（new abnormal）。

如果说，八年前我关于后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的预测还主要是通过理论的推导和个别经验事实的支撑，到了2016年初，国际政治经济中已经有大量迹象表明，一个以美国重返亚太为远因，以中东的乱局为导火索，以欧洲为起点的后全球化时代很有可能在2016年就要开始。尽管这个趋势在目前并不是板上钉钉，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主要涉事国家的战略互动，但是它出现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八年前。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它可能出现的因果机制。